1931年，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实施“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直逼华北。1935年7月6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遵照蒋介石的旨意，签订了屈辱卖国的《何梅协定》。华北局面势如累卵，危在旦夕。

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适应形势变化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出中国”的主张。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致抗日。1935年11月，以李常青、彭涛等为领导成员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10多所高等院校和中学的数千名学生涌上北平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12月16日，学联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实行全市总罢课。北平学生的两次游行示威，极大地触动了各地学生和各阶层人士。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先后爆发学生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各地工人纷纷罢工，上海文化界人士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时，海外华侨和在外国的留学生团体也发表宣言，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行动。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学生运动的成果，党组织决定利用罢课及寒假这个空隙到农村去，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把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发展成抗日救国的人民运动。

一二•九运动为之后的中国青年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即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实现青年学生同共产党结合，并且在运动中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一二•九运动继承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